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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紀20年西語美洲文學關鍵詞:“邊緣”與“越界”

來源:中國作家網 | 鄭楠  2020年08月16日08:12

編者按

21世紀已經過去20年。這20年里,我們越來越多地使用“高速”、“加速”、“劇烈”、“驟變”、“創新”、“多樣”來描述世界的變化、生活的變化。文學也一樣,從創作思潮到門類、題材、風格、群體,包括文學與生活、文學與讀者、與科技、與媒介、與市場的關系等等,都發生著深刻的變化,如何認知、理解這些變化,對于我們總結過往、思索未來都有重要的意義。為此,中國作家網特別推出“21世紀文學20年”系列專題,對本世紀20年來的文學做相對系統的梳理。

我們希望這個專題盡量開放、包容,既可以看到對新世紀20年文學的宏觀掃描、理論剖析,也可以看到以“關鍵詞”方式呈現的現象或事件梳理;既有對文學現場的整體描述,也深入具體研究領域;既可以一窺20年來文學作品內部質素的生成、更迭與確立,也可辨析文化思潮、市場媒介等外部因素與文學的交互共生;既自我梳理,也觀照他者,從中國當代文學延展至海外華文文學和世界文學,呈現全球化加速的時代,世界文學之間的相互影響與異同。

從文學史意義上來說,20年看文學或許略短,難成定論,難做定位,但文學行進過程中這些適時的總結又非常必要,它是回望,更指向未來。

(中國作家網策劃“21世紀文學20年”專題文章陸續推出,敬請關注)

 

自前哥倫布時期文學開始,西語美洲文學作品在世界文學范疇內,似乎一直處于歐洲中心主義所操控的審美體系中,某種得失參半的“邊緣”(periphery/margin)地位:它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所獲得的贊美與追捧,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某些符合(后)殖民主義想象的地域和人文特征被過度放大?;蛟S正因如此,直到今日普通讀者對于西語美洲文學特征的定義——尤其是國內文化市場——過于單一狹窄:面對一本出版于2010年之后的文學作品,還要掏出“爆炸”時期的審美“范式”作為衡量標尺,甚至得出“這本書因為不夠魔幻而不夠拉美”的結論。

邊緣:

當我們審視上世紀70年代之后的西語美洲文學現象,尤其是試圖界定進入新世紀以來最近20年的敘事文學創作特征時,“邊緣”依然是個重要的關鍵詞。但必須指出的是,和上世紀全球范圍內西語美洲文學熱潮不同,新世紀西語美洲文學的“邊緣”地位不服從于(自我)東方主義想象中異域他者身份、異度空間的構筑,因為這種異質和分裂的想象最終會將美洲文學困入孤島,重新落入“文明或野蠻”二元對立的陷阱。在諸多新世紀西語美洲文學作品中,這個關鍵詞意味著邊緣身份的揭示或“可視化”,向全球范圍、尤其是所謂第一世界國家讀者們展露,美洲的血管從上世紀60年代起如何被國家恐怖主義、新自由主義經濟思維、同質化的消費主義和文化帝國主義切開,且至今傷痕未愈;寫作“邊緣”不再是為了構筑神秘孤獨的文化奇景,而是向生活在世界中心、雙眼被遮蔽的人們揭示“邊緣”一直存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心”與“邊緣”人民的苦難也同樣相通——這是對基于共情的凝視的呼喚,而通過文學的力量,“邊緣”和“中心”之間預先建立的權力關系或許會發生革命性的變化。正如追求全球化時代文學新感官的 “麥貢多”(McOndo,意指麥當勞McDonald's、蘋果電腦Macintosh和小型公寓Condo的混合)一代主將、智利作家阿爾韋托?富格特在《魔幻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o mágico)中所寫:

拉丁美洲是文學的,是的,幾乎是一部虛構作品,但它絕非是一個民間故事。拉丁美洲是個19世紀與21世紀攙和在一起的動蕩之地。與其說它魔幻,不如說它更為古怪。魔幻現實主義卻將美洲過于復雜的狀況,簡化為“可愛”。拉丁美洲并不可愛。

提到緊靠“中心”的“邊緣”西語美洲國家,人們可能會想到墨西哥;提到令“邊緣”可視的新世紀西語美洲作品,一定會想到波拉尼奧的《2666》這部關于巴塔耶筆下的“文學之惡和惡之文學”的長篇巨制。尤其是第四部分《罪行》(La parte de los crímenes),靈感來源于作家生前好友、墨西哥記者和作家塞爾希奧?岡薩雷斯?羅德里格斯關于墨西哥北部邊境城市華雷斯“女性屠殺”的紀實文學作品《沙漠中的骸骨》(Huesos en el desierto)。令人警醒的是,波拉尼奧小說中女性屠殺的罪魁禍首,絕對不僅僅是那些可以被具化、被繩之以法的活生生的兇手——或借用齊澤克在《暴力:六個側面的反思》中關于暴力的闡釋,是一種可明確施害者身份、且暴力動機和過程均明晰的“主觀暴力”;更可怕的兇手,是魔幻新自由主義的墨西哥所承受的“客觀暴力”和“系統暴力”。關于墨西哥魔幻新現實主義奇景的作品,還包括胡安?比略羅的荒誕短篇故事集《有罪之人》(Los culpables),和關于2000年——這是個極為重要的年份,執政70年的墨西哥革命制度黨下臺——之后墨西哥社會變遷的小說《證人》(El testigo,2004)。

越界:

除了“邊緣”,“越界”(transgression)也是新世紀西語美洲文學特征中最為顯著的關鍵詞之一。虛構對于西語美洲新敘事一代來說,是一種豐富集體與個人過去、現在和未來的手段,反之亦然;此外,虛構與現實之間的“越界”,兩者之間的邊緣被刻意模糊,則是為了用于填補記憶空白和追尋正義,用“哀悼”亦或“抑郁”對抗殘留至今的專制主義思維和新自由主義經濟體制深入生活各個角落、根植于個體的遺忘與逐新。見證上世紀七八十年代軍事獨裁和種族屠殺等國家恐怖主義,強調“我,受害者,所見即為真”的見證文學(testimonio),其對于絕對真實性的標榜被廣泛質疑,見證文學的傳播和研究也在進入90年代后逐漸削弱。但是,弗洛伊德所區分的這兩種解讀過去和面對創傷的方式,在之后的西語美洲新敘事文學中均有體現,并通過作為本雅明《德國悲劇的起源》中心概念的“寓言”修辭法,來挖掘被模糊的集體歷史,再現被藏匿的個人記憶。

這類新文學的代表作家已在國際文學界聲名鵲起,包括許多成長于被軍事獨裁陰影籠罩的南錐體三國智利、阿根廷、烏拉圭的中青年作家。智利文學代表,包括被《紐約客》譽為“拉丁美洲文學新星”的亞歷杭德羅?桑布拉:他的小說《回家的路》(Formas de volver a casa)和短篇集《我的文檔》(Mis documentos)中充滿稀松平常的生活碎片,“日?!笔怯糜谥貙忂^去與批判現今、反思智利文學傳統和現狀的表象。同樣將日常生活 “文學化”的,還有可被歸類為瑪麗安?赫希所論述“后記憶一代”的迭戈?蘇尼加,代表作包括《濃濕霧》(Camanchaca)和短篇集《孩童英雄》(Ni?os héroes)。正如朗西埃在《文學的政治》中所寫,文學絕非社會政治生活的被動復刻,而是超越真實生活的“歧見”:“文學已經成為一個強大的自我闡釋的機器,也是使生活重新詩意化的機器,它能夠將日常生活的所有廢料轉變為詩歌實體和歷史符號”。如何將充滿生活廢料般記憶的童年通過文學創作轉化為見證獨裁歷史的符號,也是2017年索爾?胡安娜?伊內斯?德?拉?克魯斯獎得主諾娜?費爾南德斯文學創作的關鍵主題。短篇小說《太空侵略者》(Space Invaders)中,噩夢越界入侵童年,恐怖越界入侵日常,大寫的歷史越界入侵微觀人生,而行尸走肉般的孩童們化為游戲屏幕上被成批屠殺的外星人。

費爾南德斯筆下獨裁后智利社會中入侵日常的種種“恐怖”,是21世紀西語美洲哥特文學、恐怖文學和科幻文學復興全景的一部分。在拉布拉塔河流域傳統“幻想文學”復興的背景下,“恐怖”也成為以瑪麗安娜?恩里克斯、波拉?奧洛伊薩拉克和薩曼塔?施維伯林為代表的阿根廷女性作家們敘事創作的主題。女性作家筆下哥特和奇幻小說中的恐怖“他者”,自瑪麗?雪萊和她的弗蘭肯斯坦開始,便被用于挑戰父權主義制度和性別、階級和種族常規;正如深受雪萊、埃倫?坡和斯蒂芬?金影響的恩里克斯在訪談中所說,她反對將女性作家的想象囚禁于某種特定的題材和文體,并認為女性只能創作“私密”文學的這種觀念是“完全令人抗拒的”。新世紀美洲恐怖和幻想文學創作中令人矚目的女性力量,正是對西語單詞“género” 雙重含義的“越界”——“género”可以指“性別”(gender),也可以“文體”(genre)。在阿根廷新一代女作家筆下,我們看到具有鮮明“怪獸性”、“動物性”和“異常性”的他者意象,而這也是她們文學創作的“寓言”利器:《吃鳥的女孩》(Pájaros en la boca)中喜好生食小鳥的女孩,《肯圖奇》(Kentukis)中入侵并監視全球各地家庭的詭異娃娃,《火中遺物》(Las cosas que perdimos en el fuego)中在地鐵上肆無忌憚展示被燒傷臉龐的乞討女人,《暗黑星群》(Las constelaciones oscuras)中在未來世界開發通過基因工程控制民眾的瘋狂科學家。必須指出的是,這些女性作家書寫驚悚與恐怖的出發點和目的,并不是為了單純制造好萊塢式廉價的“突發驚嚇”,而是在保證文學作品閱讀愉悅感的同時,歷史責任感也不將殆盡。這些文學作品中恐懼的誕生,并非來源于我們對“完美他者”的絕對陌生化或異化,而是弗洛伊德所說的 “怪怖”(unheimliche),是克里斯蒂娃的“賤斥”(abject)——是源于當他者與自我身份邊界被踐踏后,突然撕裂熟悉空間的那個不熟悉,是“我們”發現“他們、她們、它們、TA們”從來都是棲身于“我們”當中的那一刻驚醒。從生理/精神恐懼走向“身份恐懼”,繼而重新思考西語美洲社會在后殖民和文化全球化語境下被均質化的個體性別/民族/階級身份;最終,通過文學,我們去發現不同,包容不同,最終接受不同。

對于新世紀西語美洲文學的關注,不應只包括首次出版日期在2000年之后的作品,也應關注進入21世紀以來,通過譯介重新回歸學界視野和文化市場的西語美洲文學佳作,例如由《紐約書評》推出的新世紀不應被遺忘的文學經典佳作計劃“NYRB Classics”。該計劃重溫的20世紀阿根廷經典文學,包括都市文學先驅羅伯特?阿爾特代表作《七個瘋子》(Los siete locos,1929);將一生放逐與流亡、遙望與期許刻入文字的安東尼奧?迪班內德托的《扎馬》(Zama)——2017年被盧奎西亞?馬特爾(Lucrecia Martel)改編成同名電影;“南方派”中和博爾赫斯及比奧伊?卡薩雷斯具有同等重要地位、并和他們共同編輯了著名的《幻想文學選集》的女作家西爾維納?奧坎波的短篇集《他們的面容如此》(Tales eran sus rostros)等等。計劃中,同樣回歸讀者視野的還有哥倫比亞作家阿爾瓦羅?穆蒂斯在上世紀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發表的系列小說《瞭望員馬科洛爾的事業與煩惱》(Empresas y tribulaciones de Maqroll el Gaviero),以及加西亞?馬爾克斯《米格爾在智利的地下行動》(La aventura de Miguel Littín clandestino en Chile)。正如古巴作家吉列爾莫?卡夫雷拉?因凡特代表作《三只憂傷的老虎》(Tres tigres tristes)的譯者范曄在采訪中所說:“西語文學是一幅巨大的拼圖,需要幾代人努力把拼圖補全,漸漸呈現出全貌。后來被發現或尚未被發現的人物和作品,有助于我們回望此前的圖景,從而更了解西語文學?!?/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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