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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讀戴小華的《忽如歸》:一心向“歸”的 民族與家族史詩
來源:文藝報 | 錢虹  2020年08月14日08:52

《忽如歸》與我們以往所讀到的華文文學中帶有個人追憶性質的“回憶錄”,如齊邦媛的《巨流河》、王鼎鈞的《昨天的云》等有明顯不同,它以紀實的筆法,講述了一個臺灣的退伍軍人家庭,自上世紀40年代末由大陸遷臺后所經歷的政治災難與家庭悲劇。其中所涉及的臺灣海峽兩岸隔絕40多年的人物遭遇和匪夷所思的歷史謬誤,早已超出了一個普通家庭所承載的個體性悲劇,而成為一部反映20世紀國土分裂、兩岸隔絕的中華民族痛史。它不是小說,卻充滿著跌宕起伏的緊張情節;它不是戲劇,卻又緊扣著時代風云的社會脈搏。這就使處于腥風血雨的大時代中的小人物的悲歡離合、生死禍福有了歷史的厚重感與文學的感染力。這是當今華文文壇的重要收獲之一。這部作品突破了海外華文文學司空見慣的某些文學主題,比如“鄉愁”,比如“漂泊”,比如“放逐”,比如“離散”等等。從林海音的《城南舊事》到於梨華的《夢回青河》,往往從一個小女孩的眼睛來反映家庭變故、時代變遷和社會潮漲潮落,雖然其中也有人物悲劇的發生,但作者的筆觸往往是傷感中帶著溫情,憂思里含著柔婉。而《忽如歸》則截然不同,它以冷峻、客觀、近乎白描的細致筆觸,描述了臺海割裂后一個家庭中的兩代人在突如其來的政治風雨飄搖與歷史巨大漩渦中所遭遇的滅頂之災,無力、無奈、無情與束手無策。這里沒有小說天馬行空的虛構,因為任何浪漫的文學想象在嚴酷到令人窒息的恐怖現實面前都顯得蒼白無力。因此,我們不能把它當作純粹的文學作品來讀,而應該把它當作一部臺灣40年的政治風云錄和社會大事記。作家其實在其中是承擔了哲學與社會學的某種歷史使命。這是我將這部作品歸入海外女作家文學創作的新體裁、新主題與新開拓的重要依據和緣由所在。

歷史的厚重與文獻的支撐

這部作品具有反映歷史事件和時代風云的史料價值與現實意義。英國著名歷史學家阿諾德·湯因比在闡述如何觀察和表現歷史時指出,可以采取三種不同的方法,第一種是考核和記錄“事實”的歷史學的方法;第二種是比較個別史實以闡明一般“法則”的社會學的方法;第三種“是通過‘虛構’的形式把那些事實來一次藝術的再創造”,即文學的方法(《歷史研究》)。除了“虛構”以外,《忽如歸》基本上綜合了這幾種觀察與表現歷史的方法,它運用考核和記錄“事實”的歷史學方法,以“戴華光案”的個案為例,闡述了那些年諸多“匪諜案”共案的社會“法則”,再以文學的敘事將這些史實、“法則”及其時代風云、社會現狀、文化心理通過一個人(戴華光)的蒙冤入獄、一個家庭(戴氏家族)的苦難歷程描述出來,相互交融而又彼此映證,這就使我們真切地認識臺海割裂40年來臺灣“政治管轄”下的嚴峻而又荒誕的社會現實。在此之前,我們只是從上世紀“解嚴”后出現的一些“牢獄文學”中,碎片式地了解到臺灣當局在實行“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戒嚴令”長達37年之間,如何使臺灣成為動輒得咎、人人自危的人間煉獄。比如方娥真《獄中行》中的女主人公為馬來西亞華僑,上世紀70年代在臺灣師范大學念書,就因為暑假回大馬探親時看了一部所謂的“匪片”《五朵金花》,回臺后跟“天狼詩社”詩友談起其中“女主角很漂亮”,而后即被“情治人員”帶走,接下來難逃牢獄之災?!逗饶蛘摺贰蹲髌分甔》系列小說等,一方面讓我們看到了以鄰為壑、與人為敵并且特務遍地、告密者自欺欺人的可悲下場,正應了《紅樓夢》里的那句名言:“正嘆他人命不長,那知自己歸來喪!”另一方面猶如一幕幕黑色幽默的人生戲劇,在細節描寫上也難免露出“虛構”之痕跡。然而,《忽如歸》中所穿插的當年“匪諜案”的判決書、報刊的新聞報道,以及囚禁于綠島監獄“政治犯”的獄中書信、血書、傳單以及“解密”后的機密檔案、文書等文獻史料,以“實錄”的方式呈現于書中,讓讀者清晰地看到了滿懷民族正義感和愛國心的戴華光及其自發組織“臺灣人民解放陣線”的兩位朋友賴明烈、劉國基,怎樣在既無人證又無物證的情形下,僅靠七天七夜不準睡眠的疲勞審訊,在當事人處于神志不清的情形下簽名的“自白書”,就被判為“中共的外圍組織”而分別被判無期徒刑或15年、12年徒刑,戴上手鐐腳銬,被投入綠島監獄服刑的真實案例。讓人懂得了在上世紀70年代的臺灣,什么叫做“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什么叫做“無憑無據,草菅人命”。就此而言,任何文學的“虛構”在這樣令人無可辯駁的文獻與史料的歷史呈現面前都顯得蒼白無力。

文學的紀實與敘事的旨歸

《忽如歸》寫出了一曲炎黃子孫穿越海峽兩岸、一心向“歸”的家族與民族史詩。歷史是真實發生的事件,假如《忽如歸》僅是描寫“戴華光案”的抓捕、審訊、胡判、監押、服刑而后減刑、出獄的苦難歷程的話,那它至多也只是一部個人命運多舛的人生罹難史,或是連帶著一個家庭父母兄弟姐妹的家族劫難史,而不會如此激蕩著歷史風云。筆者認為,恰恰正是這一個“歸”字,即對國家和中華民族統一的認同感,使本書不同于其他以個人的遭遇和記憶反映時代風云變幻的回憶錄。本書作者從大弟戴華光因出國留學,在美國讀到先前在臺灣他不可能接觸到的“禁書”,如英文版《紅星照耀中國》《中國震動了世界》《美國對華關系白皮書》《中國革命的悲劇》等,產生思想變化開始,正如他在法庭辯論庭上所陳述的那樣,“我在美研究國際政治,讀過左傾書籍,發現了1949年前大陸的情形與我在臺灣所聽到的不同,就產生了不同的想法”,并因此不惜放棄學業返回臺灣,與幾位熱血青年組成“臺灣人民解放陣線”,散發傳單,宣傳國家與民族和平統一,因而被投入綠島監獄服刑十幾年。1986年,臺灣當局宣布取消“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戒嚴令”。1987年,臺灣當局準許臺灣同胞返回大陸探親。1988年4月,臺灣全面特赦政治犯。在經歷了身心與肉體九死一生的雙重折磨之后,戴華光終于迎來了撥開云霧,見到曙光的日子。然而,作為無辜受難者的他并未接受臺灣當局的幾百萬新臺幣的補償金,而是選擇陪同離鄉四十載的母親回到大陸故土。為了方便迎候母親常返故鄉,也為了能在故鄉安身立命,他在滄州開了一家西點鋪,并娶滄州姑娘為妻,思鄉心切的游子終于“歸”家。而心心念念要葉落歸“根”的父親,在臺灣“解嚴”后,就“決定離開這個令他傷心的地方,返回家鄉居住”,此后他經常在大陸各地“飽覽祖國名山大川”,直至其在家鄉去世,都再未返回臺灣。更令人感慨唏噓的是,為了完成在臺灣“冒臺”(阿拉伯語去世之意)的母親(作者的母親是穆斯林后裔——筆者注)能“埋禮”于故土的遺愿,作者動用了一切可以動用的人力、物力資源,完成了“連自己都不敢相信能夠完成的艱巨任務”——將母親的尸身從臺北經過香港再轉北京直至滄州,按照穆斯林習俗,讓母親在她出生的故鄉安葬“歸真”,之后又遷墳與父親合葬于戴家祖墳。讀至這一大段文學描寫,不禁令人潸然淚下,一個家庭由于歷史的因緣際會,不得不離鄉赴臺,40多年后卻又不約而同選擇了回歸故土。從離鄉到歸來,從離散到團聚,作者一家在歷史潮漲潮落的大背景下完成了親情、愛情、天倫和人性的遷徙與回歸。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忽如歸》給了我們關于歷史激流中的一個臺灣家庭的最終旨歸和人心所向。

“歸去來兮,胡不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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